德國國會大廈重建工程

Reichstag, New German Parliament

建筑設計：諾曼·福斯特

建成時間：1998

項目地點：柏林，德國

德國國會大廈，普魯士時期由保羅·瓦洛特（Paul Wallot）設計。這座新古典主義建筑一直是德意志帝國的象征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到重創。因此在兩德統一、德國還都柏林之后，重建國會大廈便成為一個迫切的需要。在1992年的設計競賽中，英國建筑師諾曼·福斯特的方案贏得了第一名；其后一波三折，經過反復的修改和調整，國會大廈重建方案才成為如今的模樣。

福斯特表示，德國國會大廈的重建源于四個相關問題：德國聯邦議院作為民主議會的重要性、對歷史的解讀、對公眾親民的承諾，以及一個充滿活力的環境議程。

重建項目從原來的構造中汲取靈感；層層的歷史被剝去，露出了過去的印記——石匠的技藝和俄國人留下的涂鴉，這些傷疤被保存下來，讓建筑本身成為一個“活的博物館”。

但在其他方面，改造設計是一種徹底的背離。建筑沉重的外殼內是輕盈與透明的。

建筑最突出的部分——玻璃圓頂，雖然是一種對瓦爾特圓頂的重現，但是卻有完全不同的手法、形式和功用：在國會大廈的頂端，玻璃圓頂完全對公眾開放。從這里，每個人都可以俯視國會大廈最核心的部分——議會大廳，德國政治最高殿堂正在發生的事情，一覽無余。一個新的民主政府，就好像這個玻璃頂所體現的，是一種自由、公開、透明的姿態。

在圓頂內側，雙螺旋的坡道旋轉上升，將人引導到最高處，眺望整個柏林。圓頂中間是一個巨大的漏斗形玻璃構造；一方面，陽光在這里經過鏡面的反射會被投射到圓頂下的議會大廳中；另一方面，議會大廳中的熱空氣將通過這個巨大的構造被抽走。

玻璃圓頂如今已成為柏林的標志性建筑。它既象征著重生，也推動了建筑的自然采光和通風策略。除此之外，建筑通過在熱電聯產機中燃燒可再生生物燃料（精煉植物油）發電，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典范：一個比燃燒化石燃料清潔得多的系統。其結果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94%。剩余熱能以熱水的形式儲存在地下深處的含水層中，可以抽上來為建筑物供暖，或者驅動吸收式冷卻裝置產生冷凍水。值得注意的是，國會大廈的能源需求適中，足以讓它產生比消耗更多的能源，并在新的政府辦公區（國會大廈旁邊還有其他政府建筑）充當一個小型發電站。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美術史副教授、建筑學者茱莉亞·沃克（Julia Walker）在分析《當代柏林的國會大廈：1990年后的建筑與政治》（Reichstag in Berl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After 1990）一書時，談到了福斯特建筑事務所的改造設計就像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勞德在1995年對建筑的包裹一樣，是采用了“輕量化”的策略來協調國會大廈的歷史重量。

下文為原文節選，由有方編譯。

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勞德的《包裹的國會大廈》，如今已成為1990年后柏林敘事的一個標準章節，象征著德國民主的一個新的開始。在它短暫的存在期間，有500萬觀眾親眼目睹了這件作品。它創造了一種歡樂的氣氛和自在的感覺，這在自我意識強烈的柏林是很少有過的。對藝術家們來說，這是對這座城市和游客的致敬，他們希望這預示著德國“更輕松”的未來。對于英國建筑師諾曼·福斯特和他的事務所來說，他們將在項目結束后的第二天開始對這座建筑進行翻新，使其成為新統一的德國議會所在地，藝術家的成功為這座建筑的復興營造了適當的氛圍。

最終，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勞德對國會大廈的包裹，亦指出了福斯特建筑事務所改造核心的關鍵策略，即“輕盈”及其對立面“重量和黑暗”作為對立的條件，只能通過建筑來調解。在20世紀90年代和今天，這種對歷史重量的調解正是當代建筑所要達到的效果。

論“輕盈”

建筑本身是實現“歷史清晰可視”（historical lightening）的手段，無論是對在國會大廈的包裹還是在其改造中。為了實現這種解脫感，意味著將與清晰、開放和解放有關的哲學與歷史的輕盈（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lightness）理念，轉化為建筑輕盈的視覺語言。在最基本的意義上，重量是建筑執行其基本功能所必需的。因此，輕盈總是與建筑最內在的品質相矛盾；但是物理和隱喻之間的擺動亦標志著國會大廈項目，包括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勞德的包裹，是當代建筑文化的作品。通過設計一個玻璃圓頂，促進流通和透明度，并通過展示過去的某些物理標記，國會大廈自覺地將其歷史的重量與當代的輕盈相對抗。

歷史重量：一座無法決定自己想要什么的建筑

國會大廈最初由法蘭克福建筑師保羅·沃洛特設計，于1894年首次開放。然而，在完成的過程中，國會大廈已經不再是最初設計的樣子，而變成一個雜亂的巴洛克風格的細節，堆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體量上。根據國會歷史學家邁克爾·卡倫（Michael Cullen）的說法，這座建筑幾乎在每一個立面上都呈現出不同的外觀，在圓頂上又呈現出另一種不同的外觀。這是一座無法決定自己想要什么的建筑……

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國會大廈的建筑聲譽并沒有提高。它援引了幾種歷史語言，但似乎沒有一種能說得流利；雖然它沒有在建筑上得到尊重，但它仍然收集了相當多的歷史包袱。1918年11月9日，它在其陽臺上宣布成立動蕩不安的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并在1933年的災難性大火中結束，這場大火使希特勒得以獨裁奪取權力。火災發生后，倒塌的圓頂重新上了釉，但整個建筑只得到了部分修復，這是對德國國會作為國家社會主義統治下的管理機構完全無用的一個現實提醒。在柏林戰役期間，蘇聯士兵特別瞄準了這座建筑，之后這座建筑在廢墟狀態中倒塌了15年。圓頂最終在1954年被拆除。

在戰后的幾年里，國會大廈的用途幾乎沒有得到解決。1961年，保羅·鮑姆加滕（Paul Baumgarten）對該建筑進行了翻新，希望它成為聯邦議院未來的所在地。翻新工程掏空了國會大廈受損的內部，用石膏板覆蓋了天花板和墻壁。鮑姆加滕的修復工作即使在他自己看來也是無效的，未能使這座建筑受到公眾的喜愛。在這種情況下，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勞德第一次遇到了這座建筑。幾十年后，它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包裹起來的。

藝術家對建筑的包裹裝就像煉金術一樣，將建筑從一座華麗的化石變成了柏林最令人驚嘆的景點。保羅·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這座巨大的石頭龐然大物，一座沉重、浮夸的建筑，被渲染得輕盈，幾乎是精致的。”在戈德伯格看來，這部作品背后的對話，是兩極分化得不可思議的兩個術語之間的對話；事實上，包裹的德國國會大廈超凡脫俗的效果，開啟了它將建筑轉變為其明顯的對立面的能力——從堅硬到柔軟，從永久到短暫，從不朽到脆弱。

1995年7月7日，僅僅展出了兩周后，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勞德不顧公眾的勸告，拒絕延長展覽，拆掉了裝置，讓作品在他們標志性的繪畫、照片和視頻中流通。第二天，鮑姆加滕翻新的內部空間也開始拆除，為福斯特事務所的改造掃清道路。

“大屋頂”

1992年，福斯特建筑事務所與其他十三家非德事務所，以及80名德籍建筑師，受邀參加設計競賽以改建國會大廈。福斯特難以拒絕，但也懷疑一個非德藉建筑師能否贏得競賽。最終，三位決賽入圍者：福斯特、卡拉特拉瓦、皮·德·布魯因（ Pi de Bruijn）均為非德籍建筑師。福斯特最初的競賽設計主要用鋼和玻璃頂包裹著原來的結構，并向北拉伸與施普雷河產生聯系。就像一個巨大的桌子罩在國會大廈之上。

但德國的財政現實要求三位入圍者不得不在第二輪競賽中削減方案的成本預算。相比于在原來設計上做出調整，這也是其他競爭者的做法，福斯特則是從頭開始，提出了四種可能的方案，其中一個最終被挑選用于建造。

改造的形式完全改變了，但基本的輕盈策略始終保持一致。經歷了幾個設計階段后，德國聯邦議院正式批準了翻新計劃，其主要的外部改造包括玻璃入口立面和現在廣受贊譽的玻璃圓頂，其鋼眼和肋骨支撐著螺旋坡道的動態卷曲。在圓頂內部，一個像噴泉一樣的鏡像錐體從會議廳上方伸出，然后層疊到構成圓頂外部的玻璃板上。

在建筑中，透明的政治意識形態通常通過玻璃的物質性來表達，這使得建筑在視覺上具有滲透性和現象學上的開放性。在20世紀，建筑中大面積透明玻璃的使用積累了意義，將其與進步的社會價值觀、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可滲透的邊界聯系在一起。福斯特設計的玻璃圓頂擴展了這種透明的意識形態。

此外，該方案的生態策略減少了建筑的碳足跡，從而代表了一種不同形式的“輕盈”——可持續性。在他看來，簡約、環保的高技建筑所帶來的生態輕盈感是倫理的，也是人文的。他的導師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是輕質拉伸結構和被動可持續設計的先驅，他曾問過福斯特一個著名的問題：“諾曼，你的建筑有多重？”對富勒來說，建筑重量的計算包括它對資源的消耗、材料的總質量，以及它對脆弱的生態系統施加的壓力。但除了這些艱難的計算，富勒還思考了可持續發展的詩意，研究了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形而上學條件。在富勒的影響下，福斯特繼續研究高科技設計的潛力，以實現生態輕盈，這種綠色的設計方法已經成為他職業生涯的標志。

涂鴉的信仰

盡管圓頂在字面上和比喻上都具有很高的可見度，是最重要、最受關注的話題，也許該項目更充分地揭示其將國會大廈重塑為當代輕盈典范的戰略，卻很少得到學術研究的應是：方案堅持保護柏林戰役期間蘇聯士兵穿過國會大廈時留下的涂鴉。正是這些涂鴉提供了必要的歷史重量，以完成福斯特建筑事務所追求的輕盈，讓福斯特將國會大廈稱為“德國歷史活的博物館”。

保留這些涂鴉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尤其是在德國聯邦議院正在削減柏林各地建筑項目的預算之際。由于沒有真正的先例，福斯特團隊不得不即興創作保護涂鴉所需的技術。為了穩定易碎的標記，需要在每一行上用定影劑（這樣就不可思議地重現了碑文的原始姿態），然后用微型噴砂機沿著每個字母周圍的區域清理負空間。施工照片顯示，工人們站在梯子或腳手架上，就像教堂內部壁畫的維護人員。這種強迫性的細節水平，緩慢的手工保護過程，給福斯特建筑事務所的高技改造帶來了一種手工感。像許多當代建筑一樣，德國國會大廈揭示了一種令人驚訝的懷舊之情。

通過這種方式，涂鴉也驗證了德國國會大廈的歷史意義，將建筑定位為歷史可靠、客觀的目擊者。經過翻新的建筑帶有這些涂鴉及其他時代的標志，如泥瓦匠的標記，甚至是彈孔。而每個標記被認為保留了人類觸摸的方式，使觀眾能夠“體驗”歷史的痕跡。包括福斯特本人在內的許多評論家都注意到，重建后的國會大廈邀請觀眾觸摸墻上保留的涂鴉，這也是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勞德的《包裹的國會大廈》發出的觸覺邀請。

建筑師作為歷史學家

福斯特事務所改造的國會大廈展示了歷史透明度的概念屬于當代。因此，當代建筑師關心的不僅僅是設計，還有對歷史信息的收集、選擇和提煉。使用過去的“真實”元素，建筑師聲稱客觀性本身就是對歷史的浪漫化敘述。然后，這個故事形成了一個新的國家基礎，強調文化而不是政治團結和軟實力，就像包裹德國國會大廈的織物一樣溫柔。但也許這種客觀和浪漫主義的融合是當代建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它培養了一種信念，即玻璃墻和鋼框架可以使歷史有形、可知和不可磨滅。如果我們相信這樣的建筑，它們會告訴我們真相；如果我們相信它們，那么過去將永遠存在。

參考資料：

[1]唐杰，《包豪斯百年：德國建筑的源與流》，2018，有方

[2]www.fosterandpartners.com/projects/reichstag-new-german-parliament

[3]www.fosterandpartners.com/insights/plus-journal/the-reichstag-s-new-lightness-of-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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